抑郁：生活的另一种理由

无力抵挡的身心疲惫感，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她　死　了

　　2000年3月30日，上午，一个巨大的声音自天而降，在清洁工刚刚走过的地方沉闷地撞地。转头望去，那赫然是个人，脑袋已经摔烂。

　　据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说，自杀者是从宿舍楼10层走廊的窗户，踩着凳子跳下去的。跳的时候，有人听到她“啊”的一声大叫。

　　又传，死者上午打过电话找她的好友，但大家都上课去了。也许接到了这个电话，结果便不会如此?

　　死者是首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刘可，生年47岁。原来的大学同学都在奇怪，为什么一个刚刚分了房子、学术上蒸蒸日上的人竞会选择这条路?

　　死者的生前男友提到两个细节：在她死前的周日，她奋笔5个小时写了2万多字的自传——《一个女人的真实故事》，写到悲处常是放声大哭；她严禁男友拉开窗帘，对他要到阳台上的行为异常紧张。

　　自杀者的死在校园里仿佛只激起片刻的涟肠。淡漠者认为，这是她的必然归宿，因为“她一直就挺怪的，精神有点问题”。更有甚者说，对自杀这种事“早已见惯不怪”!

　　　　他活下来了

　　3月31日，李宁忠在校园的三角地现身说法。由他发起的“互联世界阳光工程爱心行动”，正以北大为第一站，进行抗抑郁症的普及宣传。

　　已是北大99级硕士生的李宁忠，因大二开始的情感问题，陷入抑郁。去年12月，北大光华学院两个博士生跳楼事件，让李宁忠近于崩溃。“那时我天天都在想这件事，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可我摆脱不了死的想法，只好求宿舍的同学，一刻也不要离开，我知道，只要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一定会从窗户跳下去的。”李宁忠说。

　　1999年12月17日，李宁忠接受了北京大学医院森田疗法病房主任康成俊的诊断。从此刻开始，李宁忠获得了再生，“我刚住院时，也就是看到身边原来‘看破红尘’的病友，经治疗后‘好得不得了’，才对自己抱有一丝生还的希望。我一千次地问医生：‘能治好吗?’医生一千次地告诉我，‘没问题!’；我一万次地对医生说，‘我不是抑郁，我看破生活了!’，医生一万次地对我说，‘典型的抑郁，欲求不满!’直到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当我醒来，看到灿烂的阳光正暖烘烘地照在我的床上，听到窗外小鸟在快乐的歌唱时，我第一次发现，生活原来这么美好!”

　　　　被抑郁包围

　　3月7日，北京大学医院森田疗法病房一晚上便送来了两个吃“安宁”自杀的人。在这里，住过教授、博士、硕士、本科生、军人、白领，这些重症抑郁患者，都有过自杀或企图自杀的经历。

　　有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死亡率至少是普通人的2倍，而自杀率更是普通人的35倍，抑郁症患者之中有15％将以自杀为结局。康成俊大夫告诉记者：“在专家们看来，抑郁就像感冒似的，很容易治。其实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遇到，真正的问题是信息流通的障碍，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陷入抑郁时该如何去做。如果不加治疗，抑郁会像旋涡一样，把患者越卷越深，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李宁忠说：“在我抑郁的过程中，同学只知道让我用意志去战胜自己的虚弱和绝望，而没有一个人建议我去看医生。……去年10月至12月，我曾回家休养，家里人也没有发觉我的抑郁状态。我曾对我哥说：我现在每一秒钟都有死去的危险，而他也只当我是在胡思乱想。”

　　中国人对心理问题很深蒂固的歧视和轻视，使心理学的普及举步维艰，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孤立无援感，更让许多的刘可们贻误了治疗的时机。“在严酷的现实竞争中，一点儿心理问题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面子文化也抑制了很多人，使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康大夫说。

　　　　抑郁者的思维误区

　　令人担忧的不是抑郁本身，而是抑郁者的思维方式。艾伦·贝克在1985年曾提出，感觉与思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情绪低落时，我们的思维和回忆总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结果导致情绪更加阴暗。思想变坏之后，情绪又跟着变坏，从而进入一个越来越抑郁的下降螺旋。”李宁忠在治疗期间的日记中写到：“你常会夸大自己的弱点，这其实是你最大的弱点。在别人的眼里，你很有前途，而你却不肯接受自己，这是因为你将现实中的你与理想中的你作了比较。”现实中的李宁忠直升本校研究生，理想中的他应该在美国读书；现实中那个女孩成了别人的女友，理想中李宁忠仍把她的若即若离视作有情；现实中父母在家乡终日劳作，理想中李宁忠希望自己有强大的实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李宁忠做过的两个手术——近视和关节炎，由于不合自己的理想，他彻底绝望......

　　研究指出，当人的欲望成算术级数增长时，其内心的烦恼成几何级数增长。“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定自己拥有的，不能以病态的苛求对待生活。”康大夫说。“以现实的方法过现实的生活，才会幸福。能接纳自己的缺陷，你就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

　　康大夫通过药物、心理以及在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调整，仅两个月便可以让患者摆脱抑郁。将欢乐带进生活，保持良好的心境是他的基本策略之一。现在李宁忠俨然已是康大夫的得力助手，不仅带起了病区的笑声，还鼓动着病友们用坦然的态度帮助网上、电话中求助的抑郁者。他仍住在弥漫着药水味的病房里。阳台是他最爱待的地方，不起沙尘的日子，他喜欢拿把椅子坐那儿，看春光，看楼下过来过去的人。“顺应自然，为所当为”——隽秀的楷书，工整地书写着这些康大夫反复强调的话，镶嵌在墙上，抬头即见。

　　　　被强调的“抑郁”问题

　　召开于4月10日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会，再次强调去年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上强调的问题。去年1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土披露，精神疾病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世界上前10种致人残废或使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疾病中有五种是精神疾病：精神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两极精神紊乱、酗酒和强迫性神经病。而在全世界的十大疾病中，精神抑郁症列第五位。据估计，到2020年，除缺血性心脏病外，抑郁症会成为影响寿命、增加经济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布伦特兰并且说，未来几年中国的情况也将不会例外。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证实，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据1993年抽样调查表明，国内各类精神病的总患病率已由50年代发病率的2.7%。上升到13.45。(不含神经症)。

　　在世界范围内，精神抑郁症患者有3.4亿，这个数字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7.8倍。每年1000万到2000万有自杀企图的人群中，45%—70％是明显的情绪抑郁。长期以来，中国都将抑郁症的临床表现诊断为神经衰弱，因此中国抑郁症患者的数字是多少，人们并不知道。可以统计的是，中国每年有20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抑郁的年代?

　　作为人类正常情绪的一种，“抑郁”并不在这个时代独有。20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多是在情绪低落时，才对生活辗转思索。动物们也会抑郁。有些时候，抑郁像爱、恐惧、痛苦一样，它的存在能够减弱人类做毫无希望之事的冲动。因此，专家们也说：“轻度的抑郁，会成为激励人们超越自身的向上动力。”

　　所有的问题都在于适度。对于上述数据，你大可视作危言耸听。孤立地列举数据没有意义，值得关切的倒在于，自二战以来，患忧郁症的人数已经翻了一倍；在美国，有3500万人服用着抗忧郁药，每年自6杀的人数是30万。想一想，他们2亿人口，中国是13亿——20万自杀者中又有多少是在农村因贫苦、愚昧而轻率自杀的呢?抑郁不是人类的弱点，也不是意志品格或运气的标尺，但是这个像流感一样不时发作的疾病，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光顾这个时代？

　　“时代激烈的竞争，生活节奏过快，精神压力过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躲避的，你的任务是改变面对困难的态度，这是预防抑郁最有效的办法。”康大夫说。他指出．普遍性的观念误区是，认为只有不遗余力、拼命工作才是值得尊敬和有价值的，“但很多人，成功了，也感到自己枯竭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很有道理，张而不弛，某方面的资源就会被耗尽。真正成熟的人懂得调适自己，劳逸适度，会娱乐，会宣泄，不迫使自己追求超乎能力的目标......”

　　　　失衡的现代人

　　在京城某广告公司当设计师的王清告诉记者，她到公司两年以来，几乎天天加班，“很多时候，我想抗议!我宁愿少拿点钱，让自己有点私人空间，和老公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时光，我不觉得工作应该成为生活的全部，可是没有人这么想!大家都拼命干活，拼命挣钱，弄得我反倒觉得自己这么想有罪，好像就自己好逸恶劳。社会的评价标准还不就是挣钱多少吗?！”

　　王清说：“你去问问干我们这行的，有几个不觉得身心俱疲的。”是啊，每天不想起床，下了班瘫坐在电视前，看不进去书，不愿听电话，不去做运动、懒得见朋友，没有时间与爱人交流的我们，生活得难道不像抑郁者吗?

　　常被请到企业做心理咨询的北大老师李靖很替备受瞩目的IT界人担忧。“这个行业人员的年轻化和竞争的残酷性都是最突出的，但现在整个社会都是技术至上论，有了技术，一俊遮百丑，对社会的了解，对自身的了解都被忽略了。”李靖说，“大家普遍关注的是，都是经营的业绩，但是这个目标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主体信念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想清楚，失败的时候怎么挺过去?”

　　李靖认为，社会转型期人们对精神和物质追求的严重失衡，才导致了诸多的精神问题。他强调说：“物极必反。人是有精神实体的人，如果长期忽略自己的真实感受，问题就会出来了。抑郁其实不可怕，但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列直冲而过的列车，就会把你打倒。”

　　爱是精神力量的实质。这个爱包含着对自己的尊重和对外在世界的关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将刘可置于死地的是爱的缺失，而让李宁忠走出抑郁的力量，是康大大及周围人群的关爱。“有着不愉快的童年的人，交织着轻度的劣等感，自我实现的动机很强，其实是在期望着外在的好的评价，也就是爱与关注。”康大夫说：“爱是最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