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谈“脑死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医学科技进步和大脏器移植的快速发
展，脑死亡立法成为一个敏感的、引人关注的话题。1986年以来我国
对此曾有过3次比较大的讨论，但时至今日，脑死亡立法的议程仍没
有确定下来。近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应邀在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
节目中做了专题介绍。在到卫生部工作之前，作为一名肝胆外科专家，
他曾为很多病人进行过肝移植，因而长期关注着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
　　中国古话说“人死如灯灭”，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尽头首先“熄
灭”的是呼吸、心跳。但约有5％的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
病等，首先出现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坏，这就
是脑死亡。
　　在我国，脑死亡很长一段时期不被大家认同，很多人甚至将脑死
亡与植物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概念。黄洁夫
副部长说，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
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
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一朝苏醒。但脑死亡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
伤，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又平又直的线，经颅
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
　　英国曾有16位学者对1036名临床确诊为脑死亡患者的研究报告，
虽经全力抢救，但这些病人无一生还，而抢救一名脑死亡患者一天所
消耗的卫生资源十倍、甚至百倍于普通病人所需的费用。
　　                 不仅为了省钱和器官移植
　　确认脑死亡观念和实施脑死亡法，可以适时地终止无效的医疗救
治，减少无意义的卫生资源消耗。黄洁夫说，当然脑死亡立法不仅仅
是为了节约资源，放弃明知无效的抢救，也是为了让人死得尊严些。
　　在法律上承认脑死亡，还有助于推进器官移植医学发展，使成千
上万器官终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机会。目前我国心、肝、肾等器
官移植在临床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我国的器
官供体质量不如国外，器官来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响和干扰。出于对
供体来源的怀疑，我国在临床器官移植领域的科研成绩得不到国际承
认，论文不能发表，同时容易招致一些敌对势力造谣，歪曲事实进行
攻击，影响我国国际形象。
　　黄洁夫说，不要误解脑死亡立法是为了便于获得质量好的移植器
官，它更能倡导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能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用在
更有效的地方，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能更新几千年形成的死亡观
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际接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还能使移植器官来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还是个法律概念，科学、
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心死”和“脑死”并不矛盾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制定或即将制定脑死亡法律法规，将“
心死”和“脑死”并列为死亡标准。美国1981年通过的死亡标准中，
就包括循环系统和呼吸功能不可逆的停止，和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
能不可逆的终止两部分。我国台湾1987年公布的器官移植立法借用了
美国的标准，认为“心死”和“脑死”是不矛盾的。
　　据介绍，到2000年底，联合国189个成员国中已有80个具有承认
脑死亡的标准。黄洁夫认为，我国必须加快脑死亡立法工作。脑死亡
概念也是生物医学领域中先进文化的方向。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脑死亡诊断标准已经很明确，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医生不
能宣布病人脑死亡而已。现在中国加入了包括WTO、WHO在内的很多国
际组织，经济不断发展，迈向小康社会，如果要在世界上成为更有影
响的科技强国，制定脑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判断脑死亡人命关天
　　脑死亡立法是对几千年死亡观念的突破，同时判断脑死亡是人命
关天的事。卫生部在组织有关专家深入讨论并起草制定符合我国国情
的脑死亡诊断标准中，十分强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充分体现国际脑
死亡研究最新成就，使诊断标准做到科学性强、实用性强、可操作性
强。目前，我国脑死亡诊断标准初稿已完成，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
见的基础上修改与完善。
　　脑死亡立法对司法界也是个新课题。黄洁夫说，受传统、宗教等
影响，中国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还要有过程。心跳呼吸停止和脑
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界定可以择其一或两种标
准，允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转变传统观念的同时，中华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等有关部门还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确定脑死亡诊断标
准、检查技术规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立法。
　　脑死亡立法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它不是卫生部或医生的需
求，而是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需求。黄洁夫认为，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我国一定会加快立法程序，完成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

张荔子  (2002.08.23)